广州广府本草博物馆内陈列的巨型煎药器皿。黎湛均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江苏省徐州市的中山南路上，人流熙攘，一座名为“海云电脑城”的高大建筑矗立在旁，显示着这里作为商业区的繁华和现代。谁能想到，18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东汉末年名医华佗长期行医的地方，而海云电脑城现址上的原石磊巷内，曾建有具百年历史的华祖庙和华佗墓。然而，在近年来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它们早已湮灭无存，华佗墓碑更不知所踪。

    这只是中医药文化遗迹保护现状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作为中医药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实物呈现，在政策引导下，一批中医药文化遗迹得到了重视和保护，但更多这样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资源却仍不为人知，走在湮灭的路上。因此，加大对中医药文化遗迹的发掘和抢救刻不容缓。

    各地中医药文化遗迹保护形式多样

    中医药文化遗迹，并非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泛指历代有关中医药人物和事件的尚存在的建筑物体。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许敬生认为，遗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上名医出生和主要活动区域的遗迹，如扁鹊、张仲景的墓地、祠堂，另一类是药都文化和药商老字号文化遗迹，如北京同仁堂老铺、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乐家老铺药酒工坊。

    “我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名医辈出，在各省市县广泛分布着大量的中医药文化遗迹，可谓数不胜数。”据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国学研究所所长王明强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较为知名的中医药文化遗迹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逐渐发展为地方重要的旅游资源，长期以来，这成为中医药文化遗迹的最主要保护形式。
     除了政府保护开发，各地也出现了民间资金支持和后人保护的形式，如江苏常州孟河学派的丁甘仁故居，就是在孟河医派传承学会的资金支持下得以重建。镇江名医张云鹏故居则一直由后人修缮保护。

    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促进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政策引导，一些地区加强了对中医药文化遗迹的修缮和重建工作。“十一五”期间，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被提上日程，中医药文化遗迹保护迎来了新的契机。

    2007年，河北保定刘守真祠堂、河南南阳医圣祠、湖北蕲春李时珍陵园和甘肃省庆城岐伯圣景等4处中医药文化遗迹，入选首批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其后，经过陆续申报，云南腾冲药王宫、陕西铜川药王山孙思邈故里等遗迹相继入选。截至目前，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共有80家，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中医药文化遗迹。在政策的支持下，这些遗迹得到了较为充分地保护和开发。

    遗迹普查、保护和开发不力问题凸显

    “这些众多的中医药文化遗迹资源，被开发的仍是少数，大部分正湮没在历史烟云中。”河南中医药大学教授许敬生长期从事中医药文化研究，2010年以来，他带领学生在河南省开展中原中医药文化遗迹考察研究。考察中他看到，著名的河南药都禹州十三帮会馆已破败不堪，而世界闻名的清代植物学家、药物学家吴其濬墓地已是荒草没膝，其主要活动场所“东墅”也已荡然无存。“这些文化遗迹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保护，令我十分痛心，但也庆幸能够得到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及时进行这样的普查。”

    “浙江中医药文化遗址虽说丰富，但到底有哪些，都分布在何处，恐怕至今没人能说得一清二楚。”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胡滨介绍，在浙江省，诸如兰溪诸葛村和杭州胡庆余堂这样的遗迹已经闻名海内，但如杭州钱塘医派讲学行医处侣山堂、南宋名医陈无择的故居等，却因鲜为人知而逐渐湮没，许多杭州历史上煊赫一时的老药铺的价值也因不为人们所识，疏于维修而日显败象。“家底不清，就不能及时造册登记和整理研究，更别说提出保护等级和申请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这样下去，一些中医药文化遗迹只能是文献上的记载了。”

    上海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谢建群指出，与徐州市区华祖庙的遭遇类似，近一二十年来，随着上海大规模市政改造，一大批代表海派中医药文化特征的遗址建筑，在毫无保护措施的规划下逐一拆除流失。目前上海尚未有一处海派中医药文化遗址被列为保护单位，令他非常痛心，“城市建设不能以牺牲中医药文化为代价”。

    王明强告诉记者，当前，一些遗迹虽然由政府予以保护，但由于开发宣传不足，门庭冷落，也不利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2009年，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梳理了一份全国中医药文化景点名单，其中列出了内丘扁鹊庙、建阳宋慈墓等89个中医药文化遗迹。但其中诸如沛县华祖庙这样的遗迹，其地方政府相关网页只字未提，当地人也几乎无人知晓，可见其影响力之微弱。

    摸清家底并以保护性开发为先

    201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提出“普查全国中医药、民族医药文献、文物、古迹资源，系统研究中医药典籍、文物、古迹和古今名医人文精神及其文化素养。”由此，近年来各省展开了各自的中医药文化相关普查工作，但对于中医药文化遗迹的普查还没有全面展开。

    “中医药文化遗迹是祖先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具有相当的学术和文物价值，必须先摸清家底。”胡滨认为，家底不清，就不可能加以全面的保护。因此，各省有关部门应积极支持中医药文化学会等专业机构，尽早开展现存中医药文化遗迹的摸底普查工作。

    “要建立遗迹保护的长效机制，还要积极推动列入和升级文保单位的工作。”王明强认为，当前许多遗迹尚未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面临着消失的风险，有的遗迹则级别偏低，保护力度不足，亟须中医药界与文物部门通力协作。

    而胡滨则提出了遗迹保护的新思路。他指出，截至目前，我国公布的4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共有140多项涉及中医药，包括中医诊疗方法、中药炮制技艺、民族医药等八大类。而中医药文化遗迹作为有形实物，不在此列。但这些遗迹应属物质文化遗产，可效仿中医药的非遗申请，尝试申请进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提高社会知名度，对其建设维护也将大有好处。

    此外，王明强指出，中医药文化遗迹保护决不能“养在深闺无人识”，而要发挥其在地方文化建设上的影响力。因此，地方政府应建设专门的网站，并利用多种媒介，加大遗迹推介力度。同时，要结合遗迹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建设中医院、中医药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或开设中医门诊、中药店等，发挥好弘扬中医药文化的载体作用。（光明日报记者 杨舒 叶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