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医药的原创优势发挥好，能够对当代人类面临的重要健康问题作出重大贡献。”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学院科技成果推广中心主任司富春认为，目前人类面临的许多医学难题，如心血管疾病、肿瘤、代谢疾病等，都是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而中医药的复方很有可能在防治方面有效突破，“应加强中医药原始创新研究，推动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传染病防治等取得新进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认为，中医药借鉴融合现代科技，是当代医学发展必然的方向，是中医药服务人民健康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能够引领国际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也表示，“用现代医学手段对我们前辈经过几千年实践总结的经验，加以发掘并进一步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国人去国外抢购“洋中药”的现象令全国人大代表、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警醒，他反思制药企业要运用现代技术加快中医药发展，将中医药做到极致，占领供给侧的中高端。

    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体制机制

    “要让中医药搭上国家创新战略快车、融入世界科技潮流”，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然对如何从国家层面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提出了设想：一是把中医药作为国家创新战略优先领域，前瞻谋划中医药科技发展路线图；二是把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议题；三是把中医药基础研究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推动解决中医药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和理论突破难题；四是设立中药产业技术创新引导专项资金，把中医药科技创新资源聚集到中药产业链上，推动我国中药产业加快走向创新驱动。

    司富春也赞同要从国家科技战略高度加强中医药原始创新研究，他建议在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中，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创新研究的布局，支持中医药文献整理、理论探讨、名老中医经验总结、实验研究、临床研究等各种类型的中医药原始创新性研究。

    不少代表和委员还认为，推动中医药科技创新不仅要加强顶层设计，还要摆脱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的束缚。“尤其是中药创新方面的体制，需要健全和完善。”全国人大代表、亚宝药业董事长任武贤认为，目前我国中药研发没有适合自己的体系，而是沿用化学药的管理体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在提案中建议，在新药审批中注重理法方药的完整性，重视理论创新和组方原创，健全扶持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实现产学研结合，让更多具有理论创新、组方原创、疗效提高的创新药物产业化。

    聚焦需求加大支持力度

    “中医药的研究应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司富春认为，应瞄准我国的实际需求，加强开展治疗难治性疾病、危重疾病的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他建议开展“中医精准医学研究计划”，并纳入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将中医精准医学研究计划作为专项进行实施。

    “组织力量完成重大中医药研究项目”，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建议，确定几种典型中医药治疗方法的临床疗效、建立中药材与复方中成药的质量控制方法等，举国之力组织交叉学科研究，重点突破。

    全国政协委员、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认为，国家财政对中医药事业投入严重不足。他建议，设立中医药发展基金，重点支持中医药科研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器和健康服务产业等薄弱基础环节和关键研究领域。

    夯实人才之基

    “事业要发展，人才是基础，教育是关键，院校教育是主渠道。”全国政协委员洪净认为，要推动形成世界领先的原创科技成果就应推进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和一流中医药学科建设，并纳入国家整体方案加以推进。她建议，加强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支持建立一批中医药协同创新基地，将其打造成国际国内中医药领域首屈一指的国际一流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平台。

    “中医药院校教育决定了中医药的未来走向。”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张其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一再呼吁“集中力量建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不断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力争取得国际公认的重大科研成果，并逐步建立具有中医药学特色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人才考核体系。

    司富春也认同应进一步优化中医药高等院校的专业结构，建立中医药特色的人才培养机制，培育“中医药研究的创新性人才、中医传统思维与现代科学思维相结合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他还建议，要建立结构合理的研究梯队，对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员给予嘉奖，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防止中医药基础研究人才的流失，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